党的创始人陈独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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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陈独秀是不是得到了来自广州的劝告，他显然我行我素。在7月21日的中央通告当中，他以“委员长”的名义通告全党称：五月扩大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此时国民党只有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为此，陈独秀要求各地党组织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要以各种方式公开表示对右派的不满，努力获得和巩固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并且“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吸收一切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左倾分子，以“形成国民党左翼与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陈独秀虽然没有在通告中谈及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且仍然主张“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他无疑是做好了万一破裂，另组“新国民党”的准备的。

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始专门讨论容共问题。瞿秋白刚好应鲍罗廷之邀前往广州，被鲍罗廷推举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一同与会。当他从鲍罗廷处得到消息，得知鲍罗廷和孙中山内定成立一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国共分歧问题时，马上专信告知上海。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直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极其强硬地规定：

（一）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

（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由于当时上海与广州之间的通讯条件十分落后，陈独秀得到瞿秋白通知，再开会做出决定，发往广州，实际上已经成了马后炮。没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全会上采取进攻的态势，鲍罗廷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辩解，反对国民党中央监委提出的请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提议，但仍旧赞同了那个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

消息传来，上海的中共中央内部一片愤怒。蔡和森等人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所实行的一整套妥协路线。陈独秀则倍感沮丧。他在随后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明了这一可悲的情况，称：“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虽然不能开除我们，但却利用右派来压制我们，“目的在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令人气愤的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

经过一系列紧急磋商后，陈独秀派高尚德赶往广州，以传达中共中央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贯彻中共中央进攻路线，决心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并通过决定规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瞿秋白9月23日刚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等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不管瞿秋白如何解释说，国民党全会的决议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中共中央还是强硬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批评瞿秋白的同时，谴责鲍罗廷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陈独秀一面要瞿秋白通知鲍罗廷：中共中央决定召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一面上书共产国际远东部，要求共产国际对鲍罗廷提出警告。

就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严厉批评鲍罗廷的同时，高尚德在广州也推动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展开了同鲍罗廷的辩论。

广东区委这里与鲍罗廷的争论也颇为尖锐。共产党人不赞成孙中山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江浙军阀卢永祥来对抗直系军阀吴佩孚，鲍罗廷却不予反对；共产党人不赞成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廖仲恺以支持北伐，服从大局为名，强迫广州印刷工人停止争取改善自身权益的罢工，鲍罗廷却坚持劝说共产党领导人要工人复工；共产党人反对听任商人资本家组织武装威胁广州政府，鲍罗廷却赞同孙中山搞所谓“新经济政策”，用所谓实行广州自治的办法来缓和紧张局势。不仅如此，共产党这时与国民党还有许多具体矛盾，如共产党人前脚帮助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国民党区党部后脚就强行予以解散；共产党人刚刚召集了民众大会，就有国民党军队前来抓人。由于共产党人始终是以国民党干部的身份出面做群众工作，国民党人的破坏已经使共产党人的工作开始陷入困境，使民众也产生了恐惧或困惑的心理。对此，鲍罗廷更是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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